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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流年】远去的时光(散文)

来源:小说网 日期:2019-12-23 分类:剧本要闻

一、闹钟沉默着

这些年,我拼命地和时间赛跑,总有一种被遗弃的恐慌感。我和朋友不时说起时间,时间,时间。嗯,是的,说起时间,我就会想起那只钟表。

上学时,学校距家约10里山路。山村的凌晨,公鸡醒得早,站在院子里的任何一个部位,伸长脖子“呕呕油油”地叫鸣,就像我们十分熟悉的杨柳青年画上的那只神采飞扬的大公鸡,但我家公鸡的头顶上,没有那红光四射的太阳,因为公鸡叫第一遍的时候,太阳还在海里泡着呢。然后是狗吠了,驴叫了,还能听见村子里谁家的大门开启时发出的“吱吱”声。若是日暖花开时节,有个我们通常叫做“天明鸟儿”的,比公鸡起得还要早,躲在院外稠密的树枝间,“吱----啾啾啾”地唱着,声音清脆绵长,笛子一般好听。这些,都是我们早晨起床的报时器。

事实上,这些物候还是误事。比如,天阴的时候,公鸡的自然钟就会失灵,“天明鸟”也会偷懒。再比如,月亮特别亮的夜晚,昏睡的大公鸡突然醒来,一看整个世界通明透亮,以为应该报时,便鸣叫了起来,一只叫了,全村的公鸡就都叫了。山村的月光,也最能迷惑人的感觉。天还没有亮,却看见晨曦从门缝透了进来,在黑暗的屋子里,划着些水纹一样的印痕。这时节,母亲迷迷糊糊地惊醒了,急急地拍着我们的脑袋,叫我们起来:“快,快起来,要迟到了”。去学校的路上,月光使四周十分安静,安静得能听见狐狸在山坡上走动的声音。来到位于镇上的学校,校门还紧闭着,一副沉睡的样子。当黎明来临之前,瞬间的黑暗笼罩住我们以及小镇的时候,才知道不仅仅是来得早了,而是来得太早了。放学回家后,就瓦着个脸,生气的样子让母亲惶惶不安。

同学小灵,是我们中最先有钟表的,他的父亲在距200多公里路的一家运输车队开汽车,平时,除了能从油箱里抽出些柴油,用于点灯外,还可以在冬季来临之前,从车下卸下一些黑得发亮的大炭----那是一个多么令人羡慕的职业啊。他叫我们去他家看那只钟表,表摆在桌子中央,头上有两只和自行车铃铛差不多大的碗子。小灵说,时间一到,它们就响,还强调说:“准时得很。”于是,我们弟兄抱怨母亲:“有个钟表不是就能按时走学校了吗?”

母亲愣了一下,说:“那得多少钱啊!”

母亲虽然这样说着,但并不叫我们弟兄失望。不久,父亲就买回了一只闹钟,是红壳子的,长方形。我们十分兴奋,便在桌子上腾出一点地方,把它摆在中央,还在它的左右各摆上一个插了塑料花儿的酒瓶子。好几个夜晚,我趴在炕上,盯着那三只镀了夜光的针,觉得是三只小虫子,互相赛跑。闹钟上面的一只鸡坚持不懈地啄食,发出“嘀哒嘀哒”的声响,好像在我的胸膛走动,竟然难以入眠。有好几个清晨,我们弟兄先于闹钟设定的时间醒来,躺在炕上,等待清脆的闹铃声响起。

我相信它一直走得很准,但别人说一直不准确。一天早晨,我们在上学的路上,就我家的钟表走得准与不准,争吵了一路。小灵说:“咱们约好了是早上六时挨家叫同学们走,你却在六时过六分叫大家。”我说:“是你家的表走快了。”吵吵嚷嚷时,一些同学说我家的表不准,一些说是小灵家的钟表不准,甚至还有人说:“嘿,我家的公鸡最准了”。我心里不服,但真的怀疑我家的表走得不准。因为,当挂在墙上的广播报送“现在是北京时间二十零整”时,我和哥哥抢着拧钟表后面的钮儿。

那天父亲回家,我正坐在屋门坎儿上写作业,朦胧听见父亲问:“这表走得怎么样?”母亲说:“走得好着呢。”我立刻扭过脖子,大声嚷:“啊?根本走不准的”。

父亲“哦”了一声。

钟表是父亲从县城卖来的,那时节,他的工资才六七十元,就这个钟表化去了十六元。父亲把钟表装进帆布挎包里,骑着自行车,朝着100里以外的六盘山脚下的老家前进。一路上,他很是疲乏,但内心却很愉快。就在一个上坡的地方,一辆挂了空档的手扶拖拉机迎着父亲,冲了过来。他被挂倒了,装着新卖的钟表的挎包摔到了路旁的地里。父亲爬起来,拣起挎包,掏出闹钟一看,原本走动钟表已经不走了。他摇晃了一下,表又走了起来,并且发出了欢快的“滴哒”声,他又把表放进了包内。这次事故,摔碎了父亲的眼镜,擦伤了他的右脸颊,还有,他一直推着碰坏了的自行车回到了家里。

“表可能是摔坏了。”父亲惋惜地说。走时,他带走了这只钟表,几天后又捎了回来。但修理后的钟表仍然走得不准,它好像和人闹别扭似的,原来是慢几分钟,现在却是快几分钟。

“这也叫钟表呀?!”我们常常对钟表表现出强烈的不满。

母亲说:“有总比没有强吧?亏你们还念书呢。”我们便觉得理亏。几年里,就用减法较对时间。我家的表如果是十二时,那一定是十一时五十五分。

我找到工作的第二年夏天,我也骑着自行车从县城出发,赶回距县城100里的六盘山脚下的老家。半夜里,蛙鸣声或远或近,此起彼伏,恍惚在屋子里、头顶上回响。我突然想起了那只走不准的钟表,便聆听它发出的声响,但没有听到,黑暗包裹着屋子,屋子平静得出奇。天亮后,我啾着摆在桌上的钟表,问母亲:“没有上发条?”母亲平静地说:“不走了。已经好几年了”。

钟表的确已经不走了,但工艺品似的,仍然占着桌上的那个位置。几年后,年迈的父亲对母亲说:“这只表,修修,或许还会走的。”母亲说:“不用了,娃娃都大了,用不上了。我也闲下来了。”我脱口说:“那还不如把它扔了算了。”母亲惊诧地看着我,好像我犯下了什么不可饶恕的大错误似的。这只钟表,母亲在收拾屋子时,用毛巾仔细地擦拭着,上面的瓷器一样的暗红色釉子竟然没有脱落下一片儿,仍然泛着深沉地光芒。

前几年,我的孩子也开始上学了,我和妻子总是先于她起床,为她准备早餐,然后叫醒她,再送她出门。现在,她长大了,虽然学校距家不远,但由于她晚上躺在床上,总要背着我偷偷看书,天亮便不能按时醒来,害得我和妻子仍要先于她醒来,冲着她的房子大喊大叫。这是我和妻子的一块心病。我对妻子说:“给孩子买只闹钟吧?”就为她购买了一只钟表,是塑料外壳的,鸭子形状。从此,每到早上六时,钟表就会在孩子的床头上叫响:“呷,呷,宝贝起床;呷,呷,宝贝起床”。

每当这时,我躺在床上,迷迷糊糊地,想起老家桌子上的那只钟表。母亲那时很辛苦啊,白天在生产队劳累一天,本该在晚上好好休息,但为了能在清晨按时叫醒我们,她经常半睡半醒。这只钟表,或许,不仅仅是父亲给我和哥哥买的,可能,那也是父亲送给我的母亲的礼物----这应该是钟表至今仍然摆放在桌子上的惟一理由。

二、老屋不说话

院落东西走向,倚山而建。山不高,人们都说,山形酷似安详而卧的虎,于是,山便被叫做“虎山”。虎山多树,山腰上,长满了桃树,山顶上,大多是杏树。春来时节,粉的桃花,白的杏花,宛若悬空了的薄纱,把山坡点染得仙境一般。这是我喜欢我的村庄的一个重要理由。因此,我还喜欢那首叫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的歌曲。我家的院落,躺在山湾,就象是坐在温暖的怀抱里。

这座院子是一九七六年修成的。这一年秋,我们一家,从位于新店的土堡子搬了回来,仓促地住进了新院。院里不大,二分来地,房子不多,有两间正屋,正屋旁边是一间厨房。岁月推移,我们弟兄都长大了,房子便紧张了起来。一九八二年正月的一天,父亲先用目光,然后用脚丈量着院子,最后,手指着西南角,坚定地说:“要在这里盖一间房子。”父亲很快购置了木料和瓦块,正是桃花、杏花相继开放的时节,请村里人帮忙,几天时间里,就建成起了这座房子。房子依然很小,盘上火炕后,几乎无法摆下桌子。

腊月,大哥便在这间房子里结婚。

结婚时,小房子精心布置了一下,就充满了喜气。房子的窗户上,糊上了那种泛着油光的细白纸,细白纸上贴上了窗花。这些窗花,都是父亲从县上的印刷厂买来的,并且,图案明显地挑选过,比如莲藕,石榴,牡丹。屋里的土墙,都拿报纸糊了,白面浆糊的味道直扑鼻孔。炕那边的墙上,订上去了一张胖娃娃骑鲤鱼的年画,还有一套春夏秋冬的四条幅。靠窗户的墙角处,用一呈三角形的玻璃,做了个悬空的支架,上面搁了一盏清油灯,这只灯,按照习俗,一直燃到天亮。

修建这座小房子时,父亲和母亲经常谈论着一些婚娶的细节,我从他们的言谈中,知道大哥要结婚。那时我在中学住校,周末回家,碰上大哥,就冲他直笑,笑得他脸红耳赤,生气地说:“你再笑,我就揍扁你!”并且,“一看见你就烦”。当然,他没有揍我,我照旧笑着,一直到他结婚。我喜欢这间屋子,是喜欢从房子里散发出来的香味。院门的右手,就是这间小屋,还没有走进大门,就感觉到香皂淡淡的气味,飘浮在空气中。这种香味我觉得很熟悉,但就是叫不上名字,一直到农历五月,村北的瓦窑坪上的槐树枝丫上,挂满一串串白中透绿的槐花,半个村庄泡在香气中时,我才知道,从小屋散发出来的气味,是槐花香。

三年过去了,大哥还没有孩子。这对于家庭来说,好像是个大问题,甚至,对于整个村庄来说,也是个较大的疑问,因为,总会有人投来问询的目光,还有人私下里塞来一些药方。为此,父亲和母亲显得焦虑不安。在大哥大嫂求医的过程中,母亲对父亲说:“要不,找个阴阳先生算一算?”父亲对迷信不太感兴趣,对母亲的话置之不理,这让母亲更加焦虑。她再次对父亲说:“为了他们,咱就相信一次吧。”父亲犹豫再三,终于同意了。母亲托人找来了当阴阳的远亲戚,他在院子的四周溜了一会儿,又用刻有八卦和天干地支的罗盘,在院子里测量了一会儿,下结论说,那间小房子没有修在时辰上,犯“煞”。按照阴阳的指点,入秋后,我家的东北边,又修起了一座房子,两间大。腊月,大哥他们便搬了过去。

我住进这间小房子后,墙上又补上去了一些内容,如正面印着明星头像,背面印着流行歌曲的那种图片,还在裱糊墙壁的报纸上,用毛笔七扭八歪地写了“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”,“数风流人物,还看今朝”一类的话。可笑的是,我的学习成绩,一直居于下游。冬天时,土炕热乎乎的,我躺在炕上,听见炕洞里那些从山野里扫回来的枯草、树叶,发出毕毕剥剥地燃烧声,就迷迷糊糊地想到了春天的阳光,以及山野里的冰雪的光芒。我喜欢吸着鼻子,嗅那种槐花香。五月的槐花,被做成了香皂,大哥两口子把它洗成了水,洒在了地上,于是,小屋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浸泡在五月里。

我没有数过房子上的木椽有多少,但我算过窗户上的木格子。一九八四年(又是一个冬天),村北的山上,乡、村、社三级组织开展整修水平梯田运动。我随大哥也去了。那是一个多么壮观的劳动场面呀,现场红旗招展,高音喇叭歌声阵阵,别说是参加劳动,就是一旁看着,也不会感觉到寒冷----人们高涨的热情,压过了呼啸的寒风。我的后面,跟着一位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子,由于她的气力不够,取土时,铁锨滑过冰冻着的地面,直接铲在了我的脚后跟上。我受伤后,在炕上躺了近两个月。躺着,是十分无聊的事,睁开眼睛,最先看到的是小房子的窗户。

被我的目光盯过无数遍的窗户是方形的,那些个有楞有角的木条子,互相交错着,组合成三十六个方形的小格子,每个格子的边,约摸十厘米长。很明显,窗户是用白杨木做成的,因为在它的上面,还有天牛幼虫啃出的小洞。大哥搬走后,糊在方格子上的白纸和窗花,被风撕扯得七零八落,我很少去重新裱糊。半夜,合上双扇窗子,冬天的风吹动窗纸,“哗哗”作响。有月亮的晚上,月光带着寒气从门缝进来,借着一丝光线,睁眼发现,头顶上有许多银色的星星眨着眼睛。有一天,一滴水落在脸上,仔细琢磨,才知道那些星星,是屋顶上潮出的水气结出的冰花。

一九八六年,我离开了老家,小房子便在很长时间里空着。几年后,就做了堆放杂物的仓库。但小屋的土炕还在,墙上的画还在,屋内淡淡的槐花香还在。前年,大哥在院子的北边,重修了一排新房子,前墙全是白色的瓷片贴面,窗户用塑钢材料做成,套在上面玻璃洁净透亮。新房子建成,大哥捎话来,说要祝贺一下。我站在院子里,从任何一个角度看,那座小房子,实在象是打在新衣服上的补丁。我说:“把这间也拆了吧。要不,也修一间象样些的。”大哥说:“不急,不急,留着吧”。

或许,大哥有大哥的理由。我曾经揣测,在他的心里,它还是新的。

三、炕桌的光泽依然

天还没有黑下来,院子里落下一半阳光的暗影,一半若有若无的晚霞。我和哥哥坐在房檐下的台阶上,玩猜过成百遍的猜谜游戏。这些谜语简单得几乎没有道理,但又因为简单而显得难猜。连躲在院外大榆树的麻雀们,也对此议论纷纷。

“谜谜谜,两头细。”这是擀面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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