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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流年】尘埃里的花朵(散文)

来源:小说网 日期:2019-12-23 分类:伦理小说

第一次听说林花病重的消息,我迟迟不愿意相信。她才二十三岁,和我的侄女一起上小学,一起上初中,在合肥上了一家电脑学校之后,便独自外出谋生。电脑学校的门槛其实非常低,许多乡下女孩眼巴巴地跑了来,以为掌握了一门技术,藉此安身立命。到了毕业的时候她们才茫然地发现,那点“三脚猫”的功夫根本不值一提,那封轻飘飘的《就业推荐信》,其实没有任何作用。毕业之后的林花带着那封自欺欺人的《就业推荐信》跑了两个月的人才市场,市场里到处都是机会,但林花却没有胜任的资本。林花一次又一次碰壁,头破血流之后才慢慢地醒悟了过来,所谓的“就业”,不过就是找一只自己能端稳的“泥饭碗”,而不是找一份体面而合适的工作。在残酷的现实面前,这个从小村牌楼走出来的花季少女,将自尊一寸一寸地逼进尘埃里。她先后做过保姆、营业员、超市导购、酒店里的前台迎宾,最后才在亲戚的引荐下,进了南京的一家缝纫厂。缝纫厂,顾名思义,可她能做什么呢?在家里,她是最小的女儿,受宠惯了,甚至没有拿过缝衣针。

在小村牌楼,许多少女都和林花一样走了这条路,她们几乎没有栽过一棵秧,就冲出了父辈们留守的小村。在对小村长久地疏离里,许多出走的少女我都没有见过面,劈面碰上的女子都觉着面熟,正待仔细分辨,身后忽然追上来一个胖小子……字正腔圆的孩子欢天喜地,吵着要去看牛,水牯牛,像奥特曼一样长着两根长长的大弯角。我有些好奇,哪里还有水牯牛呢?任劳任怨的水牯牛,已经从田野里消失了。母亲非常茫然,却又不想失信于孩子,她左右为难,见到我这个生人,忽然就有了借口。看见没?水牯牛,都被这个叔叔买走了。她在自己的谎言里笑了,我却笑不出来,更年轻的一代牌楼人,居然连水牯牛都见不到了!

更年轻的一代牌楼人,都已经离开了牌楼,不少人甚至举家迁到了外地。病中的林花是唯一的例外。去年六月,林花开始急剧消瘦,双腿无缘无故地浮肿,更明显的表现是,小便量持续减少,食欲不振。缝纫厂附近有一家小诊所,但坐诊的医生几乎没有检查,就开了两盒肾炎方面的口服药。既然两盒口服药就可以对付,年轻的林花也就没有放在心上,她既没有回诊所复查,也没有去正规的医院再看看。那时候的林花已经升到了流水线上的一个初级管理岗位,虽然依旧需要“三班倒”,但每个月可以休息四天,每个月还有两百块钱的岗位补贴。林花珍惜这样的机遇,如果能够再升一级,她就是正儿八经的“干部”了,既不再需要“三班倒”,工资也会拿得更高。这是无数打工者梦寐以求的一级,这一级意味着脱胎换骨,这一级意味着从蓝领到白领。拼命表现、努力工作、从来没有请过一天假的林花哪里会想到,就在自己的青春终于有了一线亮色的时候,命运竟和自己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!拖到去年年底,林花终于撑不下去了,到南京一检查,哪是什么肾炎啊,是尿毒症!

尿毒症,林花其实并不陌生。二零一一年元旦,在和尿毒症斗争了三年多之后,我的母亲在锥心蚀骨的疼痛中离开了人世。久病成良医的牌楼人于是第一次知道,世上竟还有这么一种奇怪的病症——浑身浮肿,小便排不出来,一吃就吐,闻到油晕味就犯恶心……对付尿毒症只有两条路,一条是终生透析,一条是换肾,但两条路都不平坦,两条路都有可能通向死胡同。拿到诊断单的那一刻,林花的世界瞬间塌了下来,周遭都是黑色的,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黑。她不得不按照医生的安排,先住院,再透析,将来准备换肾。林花谋生的那家缝纫厂,长期病假是不被允许的,和“林花们”对应的,只是流水线上一个个固定的工种。一个萝卜对应着一个坑。林花既没有保险,也没有合同,在那座密不透风的大车间里,林花只是一根不允许生锈的螺丝钉。一群永不生锈的螺丝钉,病魔,是她们共同的最危险的敌人。无奈的林花只好主动辞职,带着凶险的疾病和未卜的命运,重新回到生她养她的小村。实际上,也只有小村还能接纳林花,她像母亲一样逆来顺受,毫无怨言地接纳着每一个曾经背叛过她的儿女,她荒凉的胸膛,依旧能够温暖那些受伤的灵魂。那时候,林花的父亲还在张家港打工,这个腰身过早佝偻的中年汉子,无法接受这猝然的命运。在小女儿的叹息声里,他整夜整夜地失眠,头发落了一千根。他原本没有什么烟瘾,但现在,他一天要抽两包烟,三块五一包,“红三环”,十年前流行过一阵子,但现如今,就连留守在家的老人也很少再抽了。然而他嘴里的烟雾一直在升腾,他递给我,我不好拒绝,劣质的烟草味像一把火,瞬间冲上我的喉咙。我强忍住咳嗽,悄悄站起身,在后院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,掐灭了“吱吱”作响的烟头。回到小村的那天中午,他们刚刚从安庆赶回来,为了给林花做透析,老两口每周得带着女儿跑两次安庆。“老两口”其实刚到五十岁,在我的小村,五十岁还没有资格享福,五十岁的牌楼人还是年轻的后生。但林花的父母确实已经很老了,那么苍凉的老态,我无法形容。

我看到了病中的林花,久违的林花,记忆里的林花,还是一个扎着羊角辫的胖乎乎的小姑娘。二十三岁的林花居然还没有谈过恋爱,侄女说,她的接触面太窄了,没有条件谈恋爱,她也害怕谈恋爱,害怕拥抱和接吻,更害怕腆着十个月的大肚子,粗壮的腰围,几乎无法见人。现在,她终于不必再害怕了,病中的林花,已经失去了恋爱的机会和可能,她萎顿的青春,覆盖着死亡的阴影。靠在小村和暖的春光里,林花的病容令人心疼,她太瘦削了,衣服套在身上,整个地大了一号,看不出轮廓,也看不出腰身。她原本是爱美的,和侄女一样爱美,和侄女一样喜欢“美图秀秀”,在自己的个人空间里,羞涩着收获小小的赞美,满足着小小的虚荣。我没有看过她的“美图”,但每周两次的透析,已经撕裂了她的人生,她的青春和老屋一样黯淡,她的笑容和小村一样荒凉。我陪着她的父亲说话,却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,对于她来说,我其实只是邻居家的一个陌生人。事实上,对于她来说,一切都已经陌生化了,她主动将自己低到尘埃里,不轻易开口,也不愿意见人。即便是面对自己的“发小”,她也不愿意再敞开自己的心扉,她对我侄女说,你好忙吧?谢谢你来看一个等死的人……她才二十三岁,但她已经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余生——“等死”——没人能平静地接受这残酷的命运。但她看上去是平静的,站在门外,绞着双手,眼眉低垂,说这句话的时候,脸上甚至浮起一丝笑容。暮春三月,草长莺飞,但她的笑容令我浑身发冷。屋后就是巢山,清明祭扫的鞭炮声起起落落,山腰上聚拢着一团一团湖蓝色的烟雾。这人间的烟火景象我睽违已久,置身其间,我仿佛走进了另一个世界。

为了给女儿治病,林花的父母都回到了小村。但两个月治下来,父母就扛不住了,他们终于信了医生的话,透析是个无底洞,如果继续治疗,只有尽快换肾。林花的父亲在安庆、合肥和南京三地来回奔走,几十家医院都没有合适的肾源,几十家医院的费用都很惊人。最少的也要八十万元,在合肥,八十万元只能买一套几十平方米的房子,但在小村牌楼,八十万元,是一个摸不到边的天文数字。但老两口并没有就此放弃,他们决定捐出自己的肾。腰身提前佝偻的父亲显然已经不合适了,母亲于是主动承接了过来,她甚至没有和林花商量,就带着女儿去了南京。这一次检查,让老两口的心再次凉了下来,林花的病情依旧在恶化,毒素已经攻陷了她的双肾。而母亲的身体条件也并不允许,在长久的乡下劳作里,这个五十岁的农村妇女,已经染上了一大堆基础病。那你得抓紧看啊,我说,不能拖……林花的母亲几乎跳了起来,那有什么看头哦!没名堂的,医院就是搞你的钱,知道啵?我苦笑着,心里有些吃惊。记忆里,这个比我大十岁的农村妇女,开朗而爱笑,爱唱黄梅戏,还做得一手好女红——村里新生儿的虎头鞋,基本上都是她做的,讲究一些的老人还会请她做一双新布鞋,留着给自己将来“上路”。我不知道她有没有读过书,想来是读过一些的,大女儿出嫁的时候,她给女儿绣过一幅“观音送子”,右下角还绣着女儿和女婿的名字。

我尴尬地看着林花的父亲,然而此刻他竟一言不发。我瞬间醒悟了过来,我离开小村已经二十年了,但牌楼还是那个牌楼,有一些传统已经消失了,但另一些传统却留了下来,她已经渗透进牌楼人的骨血里,成为一个鲜明的标记。基础病有什么呢?在牌楼人的生存法则里,基础病根本就不值一提,也不能提,谁要是不小心说漏了嘴,背后会被人骂死的。“现世报,搞什么鬼名堂哦,偷懒呢!”——这个评价严重了,一个庄稼人怎么可以偷懒呢?不务正业了,和游手好闲是一个意思!身体是“小道”,名声是“大道”,没人背得起这个骂名,于是都沉默了。沉默的小村,扛着一身难以启齿的病。

扛着扛着,终于有人扛不住了。在我的记忆里,牌楼最早的逝者应该是朱本生,三十几岁,一个虎背熊腰的庄稼人,在睡梦中猝死;其次是三娘,起夜,黑灯瞎火的,一个踉跄,从此不省人事;再往后是五叔,小村牌楼第一个糖尿病人,扛到尿血的地步终于扛不住了,那个端午节的前夜,六十岁的五叔在输液中去了安详的天国……接踵而至的是一批癌症患者,贤文,食道癌,卒于六十四岁;治国,胃癌,卒于七十四岁。还有一些逝者,甚至不知道自己确切的病因。尚健在的癌症患者有东成大哥,春明大婶,还有四位患者,我已经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他们。

二零一一年,东成大哥忽然病倒了,到安庆一检查,居然同时患上了食道癌、胃癌和肠癌,好在都只是早期,手术也异常顺利。谁能想到呢?东成大哥病愈才两年,老妻又病倒了。到合肥一检查,医生直摇头,治疗已经没有意义。上山祭扫的时候,路过东成大哥家的后屋,我看见死里逃生的东成大哥坐在稻场上,端着海碗。人高马大的小媳妇靠在门框上,端着海碗。我没有看见东成的老妻,据说她下半身已经毫无知觉,只能趴在床上,屋子里弥漫着朽木的气息和浓烈的尿骚味。两个媳妇轮流给她擦洗身体,都戴着口罩,一走出婆婆的房门,就跑到远处一阵狂吐。奇怪的是,东成大哥居然毫无反应,他从来没有戴过口罩,也没有吐。没有人知道她患的是什么病,但她就要死了,这一点,大家都非常确定(注:写作此文时,东成的老妻已经含恨离世。愿她在天堂里安息)。我默然地听着,胸口堵着揪心的疼痛——我苦难深重的小村其实也已经病了,但没人知道她患的是什么病。其实她已经病入膏肓,这一点,我可以确定。

在小村健在的患者当中,林花并不是最不幸的人,但她是最年轻的一个,这或许是她最大的不幸。偏偏她又读过几年书,见过外面的世界,这也使得她并不甘心于认命。认命,是牌楼人的另一个生存法则——医生看不好要死的病。黄泉路上无老少,哪里的黄土都埋人。林花的母亲痛心疾首地絮叨着,我前世作了什么孽哦,小丫头怎么就得了这号的病!关键的是“这号的病”还可以医,正在医着,而等着他们的,是绝望的空空的无底洞。为了给女儿换肾,林花的母亲给远在长春打工的儿子打过几次电话,电话那头的儿子一直没有好声气,“换肾,换肾,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换肾!”母亲无可奈何,陪着小心,“不换肾怎搞呢?你忍心看着你妹妹等死啊?”儿子沉默着,电话很快就挂了。说到这里的时候,林花的母亲忽然面有愧色,仿佛是自己做错了事情。我诧异地看向林花的父亲,林花的父亲苦笑着,忽然重重地叹息了一声,怪也不能怪哦,在外面也吃苦,他还想再养一个……我久久无法接话,巢山上的鞭炮声冲天而起,灌木丛中的硝烟,漫过层层叠叠的马尾松。“他”是谁?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姓名。前年春节我偶然见过他一面(如果还能算见面的话)——七八个年轻人聚在院子里“推牌九”,他们挥舞着百元大钞,嘴里叼着香烟。有几个年轻人我已经对不上号了,但还能认得出他,我外出求学的时候,他已经是一名初中生,面部轮廓酷似他的父亲。我好奇地看着这群衣锦还乡的年轻人,他们几乎都穿着光鲜的皮草,赌资下得很大,一百元起步,赢的眉开眼笑,输的也能谈笑风生。没有人和我打招呼,也没有人给我让座,他们沉浸在自己的牌局里,一面比手气,一面比实力。“妈的个臭X”,他最后一个亮出自己的底牌,忽然爆出了粗口。我吃惊地看着他,两道浓密的八字须,其中有一些胡须,竟已是白色的。

时光荏苒,又一代牌楼人成长了起来。像稻田里那些营养不良的稼禾,有心播种,无力施肥,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,倒伏的稼禾却又任其自生自灭。留守的牌楼人已经不再在意具体的收成了,儿女们都在外打工,有的连孩子都接走了,一年到头,多多少少的,总会补贴老人一些零用钱。还能指望什么呢?没什么可指望的了。披麻戴孝的身后事,儿女们总归是要做的,这是牌楼人的道德底线,没有人敢轻易逾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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